宋庆龄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,遂决定亲往参加。当时,许多朋友再一次劝她:“广州没有足够的高射火炮,弱小的中国空军也没有足够的飞机可以升空同日机作战;而且当时广州的防空预警系统非常落后,只有等日本飞机飞过海岸线以后才能发现,而那时距广州的飞行时间不过几分钟了,人群根本无法疏散。十万人的火炬就是敌机轰炸的最好目标。这样的活动太危险了,精神虽然可嘉,冒此风险却大可不必。”但当时宋庆龄则坚定地说:“抗战必有牺牲,过去没有举行火炬游行,每天照样有官兵和平民死于日机轰炸之中。而今天的游行,实是一种力量和决心的显示。纵有牺牲,亦对国际社会必有震动,对全国抗战必有鼓励!”
于是宋庆龄又一次来到广州。游行的当晚,她手持一只火炬,站在成千上万群众的前排,率领大家浩浩荡荡地穿街过巷,呼喊抗日口号。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,她毫无惧色。这个游行示威活动,通过外国记者的笔端传向全世界,为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,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宋庆龄还在集会上专门对妇女同胞讲话,号召她们辛勤工作,缝制棉被和军服,并且眼光要放得长远,不限于仅仅支援在广州作战的部队,还要把这些军需品送给远在北方作战的中国军人。她要求每个妇女都要制作一条棉被或者一件军服,而且当场自己捐出了够做几十件军服的钱款。
当时宋庆龄为保卫广州呕心沥血,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人却以为广州靠近香港,日军不敢攻占,因而不作认真的抗击准备。结果日军一来,他们只好率先逃窜,从而使广州轻易落入敌手。沦陷后广州居民大多疏散外地,以表示他们不向敌人屈服,不同侵略者合作。宋庆龄在广州沦陷前夕,也悲愤地离开这里,返回香港并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抗日救亡工作。
3.“中国的朋友遍天下”
一天清晨,孙夫人宋庆龄正在九龙岛家中用早餐,联络员李云匆匆赶来,向她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:一支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·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来到香港,准备到中国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医疗工作,请宋庆龄出面给予接待。说完李云又小声地说: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,他这次来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,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宋庆龄能出面通过正当途径,安排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到中共游击区工作,不要让国民党安排到他们控制的地区。宋庆龄听后郑重地点点头,随后与李云一起前往白求恩大夫下榻的旅馆去看望客人。
当时,国民党在香港搞了一整套官办的“抗敌后援会”机构,垄断了一切海外的捐赠和援助,且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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