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与会者深受鼓舞。会后,宋庆龄又代表保盟给陈其援、赵建生等著名爱国华侨写信,对这些旅美华侨屡次汇款援助祖国抗战将士表示感谢。
当年宋庆龄对华侨的一片苦心,旋即得到了理解。那次大会以后不久,欧美以及新加坡、菲律宾、越南、缅甸、印度。印度尼西亚等地都纷纷成立了支援抗战的爱国华侨团体。他们或筹款、或直接派人回国参战,做了大量工作。如一次在筹募前方将士的棉衣时,宋庆龄一纸电文发出,仅在南洋一地一个月就募捐了寒衣30万套。还有一次新四军急需预防虐疾的奎宁丸,这种药当时只产于爪哇,市场上十分紧俏,有时有钱也很难买到。而当宋庆龄把这个信息发出后,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总会想方设法,竟买出了5000万丸寄回祖国。仅此一项就挽救了多少抗日将士的生命!所有这些,实属罕见之成绩。抗战进程不到一半,各地华侨捐款就达26亿元之多。在华侨中募捐,能取得这样的成绩,当时只有宋庆龄能够做到。
一次,宋庆龄参加香港知名人士的一个集会。散会后,那些人都坐进豪华漂亮的小汽车,一溜烟似的离去了。当时因为会议地点距离保盟总部不远,宋庆龄就连的士也没叫而步行回去。走到半路,香港总督罗国富从后面赶上来,他一见孙夫人在烈日下步行,十分奇怪,立即下车同宋庆龄打招呼:
“您好!孙夫人。我知道早晨散步,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锻炼。难道孙夫人喜欢中午散步吗?”
“是啊,每个人的习惯有很大不同呢!”宋庆龄有些幽默地说。
“嘿--是不是您的车子今天出故障了?”总督并不太相信孙夫人有中午散步的习惯。
“中国有句老话叫:安步当车,如御清风。这份潇洒,并不是非等车子出了故障才能享受呀。”宋庆龄仍风趣地边走边说。
“这种潇洒真是不可思议!”当即那总督摇摇头,钻进了汽车。
总督一离开,与宋庆龄同行的保盟名誉司库法郎士教授再也忍不住了:“孙夫人,我必须说了,您一定要配一部汽车了。否则,连我这个司库也颜面无光。”
宋庆龄只是笑笑,没有说话。
一会儿,法郎土教授又开口道:“买车的事我下午就去办!”
这下宋庆龄严肃起来:“不,您没有权力这样做!”
第二天一早,一向只见人们紧张有序工作,却不大听得见高声说话的保盟总部,却传出了高声的争论。
“现在连逃难来香港的高级难民都有自己的私人汽车,而我们的孙夫人,堂堂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却没有车子,每天上班竟要在路上花费一二个小时,出去参加会议常要步行,这太不成样子了。这部车子我坚决主张买。这也是为了工作需要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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