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宋庆龄想到,现在要营救“七君子”,孙科是位可以争取的人。宋庆龄立即请孙科来家,说是有要事相商。继母招唤,安可不来?孙科旋即到了宋庆龄寓所,且恭恭敬敬。宋庆龄当即把“七君子”被非法逮捕之事,告诉孙科并晓以利害:蒋介石这样做是很不得人心的。国难当头,爱国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本分,岂可因救国而抓人!孙科听了宋庆龄介绍,当下表示愿意为营救“七君子”出力。宋庆龄便写了封亲笔信,请孙科立即回南京找冯玉祥。当年孙中山北上,就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先生北上相商国是的。自那时起,宋庆龄就与冯玉祥有了交往,并且深受冯玉样的敬重。冯玉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,资深望重且正义感强。宋庆龄在信中再三说明,把“七君子”说成“共产党”而逮捕,完全是诬指。她请冯玉祥主持公道,敦促蒋介石放人。
于是孙科带着宋庆龄的信,星夜兼程返回南京,与冯玉祥商量救人对策。当时蒋介石正在洛阳,布置东北军与西北军继续向红军进攻之事。冯玉祥见了宋庆龄来信,决心不负所托,当即和孙科商量下一步的营救办法。他们商议后,即给在洛阳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,先以劝解的口气,请蒋介石电令放人。
再说那天安排孙科去后,宋庆龄立即驱车来到救国会总部,主持起日常工作。宋庆龄一到就给大家作了简洁的讲话,宣布自即日起,她将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身份,担负起救国会的日常领导工作。这样一来,当时因7位领导人被捕而陷入混乱的救国会总部立即恢复了秩序,大家充满信心,忙而不乱地继续展开工作。就这样,宋庆龄一方面布置动员各种力量来营救7领袖,一方面安排各地救国会,照常开展群众性的救亡工作。
一切安排妥当之后,宋庆龄开始静下心来,亲自起草了一份为沈钧儒等人被捕的声明。
一天,秘书给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送来一份报纸:“市长,孙夫人发表声明了。”
“哦--能声明什么?反对逮捕救国会几个人是吧?让她反对吧,反对有什么用!”
“晤……不光是这个。她说的很不好听呢。”秘书低声说道。
“她还知道什么?能说出什么?”吴铁城仍有些满不在乎。
“她说……说这是当局和日本人勾结所为……”
吴铁城“腾”地从椅子上跳起来:“什么--和日本人勾结?她怎么说的?”
“声明中说:‘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,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……这些罪名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故意制造出来,使中国政府与救国会发生恶感,由是将政府与人民分裂,以送其阴谋的。”
“这…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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