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古艰难惟一死,生死关头辨勇懦。
在当时有的人被死亡吓倒、忍辱偷生的时候,宋庆龄以她的实际行动,塑造了自己不避刀丛剑树、笑傲千古艰难的刚烈女性形象,从而赢得了万民敬仰和百代流芳。
6.毛泽东曾致函宋子文
当年,在国共两党严峻对立的日子里。
1936年8月14日,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、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,突然收到一封寄自远方的来信。而寄这封来信者不是别人,正是蒋介石动员数十万大军追剿的所谓“匪首”--毛泽东。
这不是一封平常的来信,应该说此信亦是宋子文久盼的。当即宋子文激动异常地拆阅展读,就见信中写道:子文先生:
十年分袂,国事全非;救亡图存,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。前次董健吾兄来,托致鄙意,不知已达左右否?弟等频年三呼吁,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。目前虽有端倪,然大端仍旧不变,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。
先生邦国闻人,时有抗日结论,甚佩甚佩!深望竿头更进,起为首倡,排斥卖国贼汉奸,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,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,则非惟救国,亦以自救。寇深祸亟,情切嘤鸣,风雨同舟,愿闻明教。
匆此布臆,不尽欲言!顺颁公绥。
毛泽东
1936年8月14日
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来讲,谁要接到共产党的来信,不杀头也要被清除,甚者祸及全家。可是,宋子文接到此信后却神色不变,且似乎多了一层喜色。只是他没敢将毛泽东的来信在手中多留,而是马上交到了蒋介石的手里。再说蒋介石也并没有翻脸,而亦是喜形于色。原来,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呢。
日本侵略者自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仍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,其狼子野心即企图独占中国。而当时的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其全力“围剿”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,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。1935年2月,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:“中日有提携之必要,”“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,且亦无排日之必要。”但是,当时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,却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意愿相反。这样一来,在中国便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热潮。
1935年底在北平,抗议日本入侵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了。
就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前夕,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,且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,加紧了对华北的侵吞。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(指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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